三億美金像一顆石子：口述史能不能變成可驗證的公共追問？

二十多年前，我還在當記者的時候，新聞前輩告訴我，有些錢的故事，不會寫在會議紀錄上，那時我只記得四個字：高層的池子很深。深到你知道它存在，卻摸不到底。如今，劉泰英在《自由財經》的報導裡，透過即將出版的《劉泰英口述歷史》把「下一站」說得更具體，終於把這塊遺失的新聞拼圖給補上了。 劉泰英指稱，某財團為取得中華開發經營權，付出 3 億美元，約新台幣一百多億元作為「佣金」，資金「從日本轉來」；並描述一位被稱為「台灣之子」的政治高層，因擔心海外資產遭追查，將資金以「人頭」名義存放在日本，房產也過戶給其余姓部下名下。這段話像遲來的拼圖，突然把「台灣—日本」這條長年只存在於耳語的路徑，端上了檯面。 但端上檯面，才是開始。 因為民主社會最該怕的，不是有人爆料，而是爆料最後只剩立場的煙火、沒有查核的落地。既然劉泰英選擇把金額、方向、手法都說出口，那公共討論就不該只停在「震驚」或「反感」，而要一路問到底，問到能被驗證的地方。 首先要問的，是錢的身份： 3 億美元究竟是什麼性質？是交易對價、顧問費、回扣、佣金，還是其他名目？它對應的是哪一筆交易、哪一個決策、哪一套契約？若說是「從日本轉來」，那就意味著至少存在匯款路徑、對應帳戶、時間點與中介機構；這些不是情緒能解決的問題，只能靠文件與程序。 第二要問的，是人的角色： 報導所稱「台灣之子」究竟是誰？「余姓部下」是誰？誰是指示者、誰是受託者、誰是最終受益人？在金融世界裡，人頭戶不是故事角色，而是法律責任的落點。他們說「檢調沒查到」，那也必然要追問：當年的偵查範圍、證據門檻、跨境協查是否啟動、何處斷線？如果今日補得上線索，是否代表當年缺的不是能力，而是制度工具與政治意志？ 第三要問的，是「百億獲利」的來源： 劉泰英不只談這 3 億美元，還一再強調自己在黨營事業與相關體系的「把獲利做大」：他過去接受中央社訪問時也說過，自己任內「每年賺 100 多億」，移交時「還賺了 700 多億元」。 這裡真正刺痛公共信任的不是「會賺錢」本身，而是：這些錢靠什麼制度條件賺到？資訊優勢從哪裡來？風險由誰承擔？收益最後流向誰？若流入政黨體系，那它是否形成不公平競爭的資源池？若不是，那可否用可檢驗的資料向社會交代？ 更關鍵的是，這些追問不能只靠媒體「跑線」，也不能只靠當事人「說故事」。既然口述歷史已經把線索推到跨境金融與政商關係的交界，那接下來的公共作業就應該很務實：把模糊名詞變成可核對清單，包括交易發生的年份、交易標的、決策流程、金流路徑、涉入人員。 這本書的出版資訊已經預訂2026 年 1 月 7 日上市，作者標示為劉泰英口述、邱彰撰寫。這意味著社會即將拿到更完整的敘事文本，也更有條件逐句比對、逐項查核：哪些是可被文件支撐的陳述，哪些是推測，哪些是情緒，哪些是事實指控。 二十多年前，新聞前輩說池子很深，我們摸不到底；二十多年後，如果真的有人把「台灣—日本」的那一段講清楚了，公共社會就不該只把它當成政治八卦的熱搜素材，而要把它當成一次制度成熟度的測驗：我們能不能把傳聞變成證據，把故事變成紀錄，把立場的喧嘩變成可查的責任。錢從哪裡來、往哪裡去、為誰服務、由誰負責，就該一路問到底，直到答案能夠站在陽光下。 ＊邀請您加入《鉅聞天下新聞網》Line好友，點擊網址https://lin.ee/squRXRO　每天為您推薦有價值的好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