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佀廣洋風波:當「政二代」被放進校園霸凌的政治敘事

國民黨立委萬美玲之子、桃園市議員參選人佀廣洋。翻攝畫面 國民黨立委萬美玲之子、桃園市議員參選人佀廣洋。翻攝畫面
過去一年,台灣公共討論出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幾乎所有與教育有關的重大新聞,都逐漸被「霸凌」串連起來。
 
從高雄一位不幸墜樓身亡的教師,引發全國教師對行政壓力、校事會議制度與支持系統的反思;到岡山林晏如老師事件,再到宜蘭教師遭學生戳屁股、拍攝羞辱影片,引爆社會對教師尊嚴與校園秩序的討論;接著,韓劇《鐵拳教育》在台灣掀起熱議,「鐵腕管教」與「人本教育」形成鮮明對照;教育部、人本教育基金會、教師團體圍繞校園管教制度激烈交鋒;而近期,民進黨立委賴瑞隆因高雄教師事件的回應受到政治檢視,國民黨立委萬美玲之子佀廣洋投入選舉後,又因遭指涉求學階段的校園互動與言行爭議,被部分輿論納入「校園霸凌」的討論脈絡。這些事件原本彼此沒有直接關聯,卻在媒體與政治場域中,被逐漸編織成一條共同的敘事。
 
霸凌,不再只是教育問題,而逐漸成為政治語言。
 
高雄教師墜樓事件發生後,第一線教師真正關心的是制度是否出了問題。行政程序是否過重?校事會議是否失衡?教師申訴與支持系統是否足以承接壓力?教師工會與教育界普遍呼籲,應重新檢討現行制度,而不是讓悲劇一再重演。
 
然而,隨著事件持續延燒,政治焦點很快介入。
 
由於賴瑞隆被視為民進黨高雄市長熱門人選,他的回應時間、發言內容與態度,迅速成為政論節目與媒體討論焦點。「神隱」、「慢半拍」等評論接連出現,原本應聚焦於教師工作環境與制度改革的議題,逐漸轉向政治人物是否失職、是否失分的攻防。
 
教育事件,也因此開始轉化為政治事件。
 
接著,岡山林晏如老師事件,以及宜蘭教師遭學生戳屁股事件,再度引發社會譁然。第一線教師開始擔憂,當教師權威持續弱化、學生權利意識提高,而行政體系又傾向程序自保時,教師是否仍有足夠空間維持教學秩序?
就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鐵拳教育》爆紅。
 
劇中教師以暴制暴、鐵腕對抗問題學生,讓不少觀眾產生情緒宣洩,也讓「強硬管教是否才有效」成為熱門話題。媒體順勢將韓劇中的「鐵拳教育」,與教育部政策、人本教育基金會倡議的人權教育及校園民主治理放在同一個討論框架內,使原本複雜的教育治理問題,被簡化成「鐵腕」或「人本」的二元選擇。
 
緊接著,國民黨立委萬美玲之子佀廣洋宣布投入地方選舉後,媒體與社群平台陸續出現昔日同學與師長的指控與爆料,內容多被放在「校園互動不當」乃至「疑涉霸凌」的語境之中。支持者強調相關說法仍待釐清,不宜未審先判,認為部分指控可能受到選舉攻防與派系角力影響;批評者則主張,政治人物及其家人一旦跨入公共領域,就應接受更高程度的品格檢驗與過往行為的公開討論,尤其當爭議涉及權力不對等的人際關係時,更難與「霸凌」的語彙切割。
 
如果把這些事件放在同一條時間軸來看,就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
 
高雄教師墜樓、林晏如老師事件、宜蘭教師遭戳屁股、《鐵拳教育》、教育部與人本教育基金會的制度辯論、賴瑞隆的政治表態,以及圍繞萬美玲與佀廣洋的相關爭議,彼此未必具有直接因果關係,卻在媒體與政治論述中,共同被納入「霸凌」這個議題框架。有的被視為「體制霸凌教師」,有的被理解為「學生霸凌教師」,也有的被延伸為「疑似校園霸凌延伸到政壇」,不同主題最終都被編碼進同一套情緒化語彙。
 
從傳播學角度來看,這正是「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與「框架理論」(framing)的典型案例。媒體決定哪些事件值得持續關注,政治人物決定如何詮釋事件,社群平台則透過演算法與群眾情緒互動,放大特定關鍵字與敘事模式。於是,社會開始感覺,霸凌似乎突然無所不在:從教室到辦公室,從校園到選舉場,似乎每一場衝突,都可以被命名為「霸凌」。
 
真正增加的,未必是霸凌事件本身,而是霸凌被政治化、情緒化與高度媒體化的程度。
 
當「霸凌」成為最容易動員情緒的標籤時,其實也就成為一種極為便利的政治語言。面對高雄教師的悲劇,民眾可以質問體制是否「在制度上霸凌第一線教師」;面對學生攻擊教師的案例,輿論可以控訴「教師在教室裡被學生霸凌」;一旦事件牽動選舉版圖,則可以進一步將政治人物或其家人的言行,放入「過去是否曾霸凌他人」的品格審判框架中。不同立場的陣營,往往只需決定要把「霸凌者」的角色套在誰身上。
 
民主社會當然需要揭露霸凌、監督政治人物,也需要保障教師與學生的權益;但如果每一場校園事件、每一次與教育相關的悲劇,最後都只剩下政黨攻防、人物評價與流量競逐,制度改革反而容易被擠到公共討論的邊緣。當輿論花大量時間討論某位立委回應是否慢半拍、某位政二代過去是否有瑕疵言行時,我們對教師工作條件、校務分權機制、申訴與輔導體系的關注,往往就悄悄退場。
 
真正值得追問的,不只是某位政治人物是否慢半拍,也不只是某位參選人是否應承擔政治責任,而是:我們是否把太多注意力放在政治輸贏,而太少時間放在教育制度如何避免下一場悲劇?我們是否更習慣用「霸凌」這個情緒強度極高的詞,來標記我們不滿的人與事,而不願意花力氣在繁瑣卻關鍵的制度設計與執行細節?
 
當霸凌成為政治攻防最容易動員情緒的語言時,真正需要被修補的校園制度,反而可能在一波又一波新聞熱潮與選舉攻防之中,再次被遺忘。這或許才是這一年來,一連串「從校園到政壇」的霸凌討論背後,最值得我們警惕的集體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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