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聖聰：川普的「不認帳」談判哲學

■ 債務壓力下的關稅選擇 美國財政是一組難以迴避的數字。國會預算處最新預測顯示，2026 會計年度聯邦赤字約為 1.9 兆美元，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5.8%；到 2036 年，赤字規模預計升至約 3.1 兆美元，占比約 6.7%。公共債務在同一期間，將從約 100% GDP 上升到約 120% GDP，利息支出在預算中的比重同步攀升。 這些數字構成了川普第二任期的財政背景：一個已連續超過 10 年赤字高企、未來 10 年仍難以回落的結構性困局。 在這樣的情況下，川普選擇把關稅納入政策組合。依照賓大華頓預算模型估算，2025 年公布的那一套關稅計畫，如果完整實施，未來 10 年可帶來約 5.2 兆美元的新增關稅收入，30 年累計則約 16 兆美元（動態估算約 11.8 兆美元）。國會預算處的整體推算顯示，若關稅維持不變，2035 年以前關稅相關收入約可為聯邦減少約 3 兆美元債務，成為「填坑」的一個來源。 ■ 關稅收益與成本敘事 從帳面上看，高關稅帶來的收入相當可觀。2025 年美國關稅收入比 2024 年增加約 1,870 億美元，分析估計其中約 80% 成本由企業在進口環節承擔，最終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相當於一般家庭每年多出約 1,000 至 2,000 美元負擔。 另一方面，經濟模型給出的卻是另一組數字。賓大華頓預算模型估計，長期來看，這套關稅組合會讓美國實質 GDP 減少約 6%，工資減少約 5%，一個中位數家庭的終身實質所得損失約 22,000 美元。 也有分析指出，若把時間拉到 2054 年，關稅可能讓 GDP 減少幅度擴大到約 7.5%，對工資的壓力也超過 6%。 在政治語言裡，前一組數字較常被拿出來強調：關稅被描述成「幫美國賺了多少錢」、「讓別人替我們付錢」。後一組關於成長與所得損失的估算，則多被歸類為技術層面的「專家意見」，較少成為核心敘事。 這種選擇性呈現，構成不認帳哲學在財政與經濟層面的一個起點：看重收入、淡化成本；看重短期可見的「進帳」，淡化長期難以直觀感受的損失。 ■ 極端開價與邊緣施壓 從談判視角可以看到川普的固定動作。 研究川普談判風格的文章指出，他習慣以極端開價作為起手式，例如在對特定國家的貿易談判中，公開提出 25%、50% 甚至超過 60% 的關稅威脅，或表示不排除課徵 100% 關稅的可能，用極端數字作為「談判錨點」。 這種做法常被歸類為「邊緣策略」： 透過把情勢推向接近崩潰的邊界，讓對手相信最壞狀況可能成真，從而在更早階段做出讓步。 在關稅議題上，這種邊緣策略常與「最後期限」、「下一輪加碼」的說法搭配使用，創造一種不斷倒數的壓力場，使談判看起來隨時可能破局。 ■ 永遠宣稱自己勝利 在談判結束之後，川普慣用的敘事手法是「永遠勝利」。不論協議實際內容與原始開價相比縮水多少，公開說法往往是「史上最好協議」、「過去從沒有人談到這麼好的條件」。就算對方僅接受部分條件，或只是維持現狀，他也傾向把結果描述成對方「被迫讓步」。 此時，如果過程中曾有退讓或挫折，這些段落較少被承認為失敗，而是被說成「戰略性讓步」、「暫時調整」。川普這種一貫的勝利敘事，讓他不會承認在「談判中吃了虧」，因為承認失敗，會削弱下次談判威信的風險。 ■ 對經濟成本的選擇性忽略 美國國會預算處在 2026 年最新預測中指出，受「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較高關稅與淨移民減少等政策影響，未來十年聯邦赤字平均約為 GDP 的 6% 左右，高於常被視為財政穩定門檻的 3%。這些政策合計使 2026 年以後的累計赤字增加約數兆美元，外部依 CBO 明細估算約有 1.4 兆美元可直接歸因於相關政策變動。 至於，川普的「不認帳哲學」特色，在於面對這類估算時，並不在政治層面逐一回應，而是透過強化「我們在賺」、「別人在付」的簡單訊息，讓複雜的成本討論退居背景。 ■ 面對不利裁決的反擊模式 把視角從經濟轉向法律領域，可以看到類似邏輯。2026 年 2 月，美國最高法院以 6 比 3 裁決，認為總統無權以「國家緊急經濟權力法」作為依據，對全世界幾乎所有進口貨品加徵高額關稅。 主筆大法官在意見書中指出，若接受政府解釋，等於賦予總統在未經國會程序下，對任一國家、任一商品、以任一稅率、在任一時間長度單方面加稅的權力，構成「對關稅政策乃至整體經濟權限的變質性擴張」。 裁決公布後，川普對外表達「深感失望」，質疑法院的判斷，並強調自己不會放棄關稅路線。不久，他就宣稱將改以其他關稅法為依據，推動新的全球關稅，稅率「至少 10%」，旋即調整成15 ％，目標則是讓「每年從關稅得到更多錢」。 這裡延續的是一套反擊模式： 面對司法限制，先是語言上質疑甚至攻擊裁決正當性，隨後在法技上尋找繞行路徑。 裁決不被視為單純終局，而成為下一輪談判和政策調整的起點。 ■ 法源調整與制度繞道操作 不認帳哲學在制度層面的另一個面向，是對法律與程序的「可塑性」運用。觀察川普第二任期關於關稅、移民等案件可以發現，當某一套命令被法院限制或推翻後，行政部門常見的做法包括： 一、提起上訴，拉長執行停止的時間，有些命令在數月乃至一整年內持續部分生效。 二、在原有命令基礎上微調文字或次級規範，再以新形式重新發布，並主張與舊案有所不同。 三、改用不同法源，嘗試在另一條法律路徑下達成類似政策效果，迫使法院與國會重新評估界線。 在這種操作觀中，法律並非一條「一次性的紅線」，而像是可以試探、逐步推進的「圍欄」。因此，川普不認帳的含義，變成不把某一次裁決視為最終定案，而是搶佔話語權，並且把解讀裁決結果的解釋，當成他翻雲覆雨的談判空間。 ■ 對制衡機制的可塑性視角 把上述行為放回憲政框架來看，可以看到一種對制衡機制的特殊看法。傳統上，法院與國會被視為行政權的平衡力量，也是合法性的來源之一。川普的操作方式，則更接近把這些機構視為「可以施壓、可以談判、可以塑造輿論的對象」。 當裁決或立法不符合川普的行政偏好時，他的反應不會只停留在政策調整，反而會動員輿論批評機構本身、尋求人事與制度設計上的改變、以新法案或新解釋測試界線，讓原本單向約束行政的制度，成為行政反向施壓的一部分。「不認帳」在這裡，指的是不承認制衡是單向、絕對的，而是把制衡本身納入權力博弈的一環。 ■ 對條約與組織的條件支持 在國際領域，類似的思考方式延伸到條約與組織。第二任期初期，川普政府啟動程序，讓美國成為首個退出最新全球氣候條約的國家，同時逐步退出或降格參與數十個與氣候、衛生、教育相關的多邊機構。 在官方說法中，理由集中在「不再符合美國利益」、「美國被迫承擔不公平成本」。 研究指出，這些條約與機構當中，部分是美國在前幾十年主導設計，也涉及數百億美元規模的長期資金承諾與政治信用。退出或降格參與，意味著對過去承諾的重新計算，也讓他國對美國在集體行動中的龍頭角色存疑。 ■ 協議與承諾的可逆性實作 在雙邊關係上，川普這種條件化態度表現得更直接。美國無論是對歐洲、安全盟邦，或對印度等關鍵夥伴，高關稅與撤軍、減少安全承諾的威脅，多次被川普團隊拿來當作談判槓桿。協議達成後，川普對內經常將其描述為「扭轉 25 年錯誤政策」、「讓盟友終於付合理的錢」，強調成果的歷史性。 與此同時，新一輪談判又可能在短時間內啟動，以更高關稅或其他壓力要求進一步讓步，讓前一輪協議呈現高度可逆狀態。從談判技術角度看，川普這種方式保留了不斷加碼的空間；但從信任角度看，卻大幅弱化了協議作為「穩定預期」的功能。 ■ 不認帳哲學的內在運作邏輯 把這些線索收攏，我們可以把「不認帳哲學」視為是川普及其團隊的一致性行為規則。 第一，結果優先。 政策與談判的評價，以是否帶來可見收入、象徵性勝利或敘事優勢作為首要標準，成本與風險則被放在較後位置。 第二，避免認輸。 無論是在關稅談判、國會博弈，還是司法爭端中，公開語言極少使用失敗、錯誤、退讓這類字眼；相反，傾向將任何調整說成主動安排，將任何挫敗說成體制或他人造成。 第三，制度可塑。 法院判決、國會法案、多邊條約，較少被視為不可變動的終局，而更像一組可以透過解釋、程序與輿論持續談判的框架。 第四，承諾可逆。 協議或承諾在這套哲學中，並非絕對約束，而是視情勢可以重新計算的選項；若短期利益改變，重新談判或退出不被視為異常，而被視為權利的一部分。 一言以蔽之，美國川普的談判風格是，以極端開價與威脅擴大議價空間；在結果敘事上力求「永遠在贏」；在制度與承諾上保留最大可塑性與可逆性空間。在川普眼𥚃，他要的永遠是「服從」，而不是要讓眾人「服氣」。 ＊邀請您加入《鉅聞天下新聞網》Line好友，點擊網址https://lin.ee/squRXRO　每天為您推薦有價值的好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