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安觀點》戰爭與撕裂：最文明時代的野蠻人！

關於和平，他們這樣說：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 「先有力量，然後才有和平」“Peace comes only after strength.” 2020年，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於白宮記者會上轉述川普言論 弗拉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 「全面戰爭將使全人類瀕臨滅絕，這是顯而易見的」“A global war would push all of humanity to the edge of extinction. That much is obvious.” 2024年2月，普丁接受俄羅斯媒體訪談 習近平（Xi Jinping） 「歷史告訴我們，戰爭好似魔鬼和夢魘，會給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和痛苦，必須高度警惕」“History tells us that war is like a demon and a nightmare — it brings great disaster and suffering to the people, and we must remain highly vigilant.” 2025年5月，中國官媒報導其公開談話內容 如果這個世界誰最有影響力，夠資格，可以坐下來談和平，那應該就是川普、普丁與習近平。 他們掌握著全球最大的軍力，最多的核武器，最龐大資源與最廣泛的影響力。他們的言語足以左右國際局勢，他們的意志可能影響成千上萬軍人和平民的生死。 而他們也都公開表示想要和平。 川普說：「我可以在24小時內結束俄烏戰爭。」 普丁說：「我們從未拒絕過和平談判的機會。」 習近平說：「我們不會火上澆油，願推動政治解決危機。」 然而，就連他們三人都說自己想要和平，但和平仍然遙遙無期。那麼，這個世界的失序野蠻，又是從哪裡來的？ 當下，不只看不到他們之間有解決戰爭的默契與契機，更令人驚懼的是，在全球範圍內，新的戰爭正不斷爆發。 不只是國與國之間開打，還蔓延到民主國家的內部，人民之間、社群之間、階級與信仰之間。極端對立、仇恨言論、暴力正當化，正在民主制度內部生根發酵。 這個最文明的時代，正在展現出最野蠻的模樣。這不是一場單一的戰爭，而是一種從外部戰場到內部社會全面蔓延的人性野蠻化現象。 為什麼在一個如此文明、富足、人類社會高度連結的時代，我們仍然這麼輕易地選擇戰爭、對抗與冷酷？ 一、從生存野蠻到價值野蠻 人類的原始部落社會，部落與部落之間沒有任何往來，也沒有語言文字交流。他們相互之間為了爭奪生存資源，野蠻地進行你死我活的殺戮。在那種環境中，發生割頭、吃肉、彼此獵殺的行為，那是一種為了活下去的野蠻，是生存的野蠻，是生命本能在物資貧瘠時的極端反應。 那時的野蠻有一個關鍵前提：不認識、不理解、不文明。部落與部落隔絕，彼此在對方眼中只是陌生的威脅。這種野蠻雖然殘忍，但至少有其邏輯，因為不認識、不理解，所以冷血。 但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完全不是這樣。全球化讓國家與國家相互交流，網路化讓人與人可以即時對話，我們擁有豐富的科技、生產力與資源，彼此認識、理解彼此的語言與文化，共處一個地球。然而，這種高度連結、高度文明的社會，卻依然選擇彼此衝突、仇恨與殺戮。 原始部落殺的是陌生人，現代社會殺的是認識的人。原始部落因為不認識、為了生存才野蠻冷血；現代社會在完全文明的狀況下，卻變得更野蠻。 如今的戰爭可以分為三種型態： 1、傳統資源型戰爭，如加薩戰爭，仍涉及領土與生存權的爭奪； 2、冷戰後意識形態對抗型戰爭，如俄烏戰爭，核心是民主與非民主陣營，所謂意識形態，政治制度之爭； 3、價值與身份認同型國家內部的分裂對立，如美國社會的嚴重撕裂，是左右價值理念的極端分裂，選舉變成對手必須消滅的戰場，一場不見硝煙的「民主內戰」。 後兩種戰爭揭示了，當代文明成為野蠻化的驅動力，人們為了捍衛價值、政治意識形態與社會認同，反而選擇了暴力與仇恨。不是為了活下去，而是為了證明誰的制度更正確、誰的價值更優越、誰的身份更正當。 二、人民如何自我分裂 現代民主社會中的仇恨與戰爭，不再只是政客的煽動或制度的失靈，而是人民之間自發產生的兩極化對立。 社群平台透過演算法分發內容，習慣性將人推進同溫層：你看見的都是你同意的，你討厭的被演算法進一步極端化。兩個人即使住在同一座城市，也可能在現實觀、認知體系與價值排序上完全對立。 這不是陰謀，而是數學公式下的結果。平台的目標是停留時間，而最能讓人停下來的不是理性討論，而是讓人憤怒、害怕、厭惡的內容。當演算法製造了情緒的鴻溝，人民便開始以價值觀和認同區分敵我。 極右者愈發傾向排外、擁護強人；極左者則擁抱取消文化、道德審判。 兩端看似對立，實則具有共通性：拒絕異見、強化情緒、簡化現實為敵我二元，各自在同溫層中擴張聲量，卻不再理解對方。民粹不只是政客的產物，而是一種人民之間自發的極端，相互毀滅趨勢。 三、選舉制度放大裂痕 當人民分裂後，整個民主制度也開始產生異變。選舉本來是一種讓不同意見公平競爭的制度，但在社交媒體與流量政治的推動下，它變得越來越短視與焦躁。在今日的民主體制中，政治人物為了勝選，必須追求聲量，必須讓選民感覺到敵人就在前方。 政策被簡化為情緒口號，因為那樣才能快速擴散；合理的討論被視為懦弱，強硬與對抗反而贏得掌聲；中立與思辨沒有聲量，而極端才有點擊與動員力。於是，原本設計來保障和平與多元的民主制度，開始反過來成為強化仇恨與撕裂的結構。 當制度開始獎勵誰能撕裂社會、誰就能掌權，政治人物自然學會操作這套機制。他們不再主張治理，而是主張贏；不再訴求理性，而是訴求跟我一起憤怒。仇恨變成選票，極端變成通行證。 四、暴力正常化的數據警示 根據YouGov在2025年9月的調查，高達87%的美國成年人認為政治暴力是個問題，其中59%認為是非常大的問題。 更令人擔憂的是，11%的受訪者認為在某些情況下，為了政治目標而使用暴力可以被正當化。昆尼皮亞克大學民調顯示，71%的選民認為政黨動機的暴力，在美國目前是非常嚴重的問題，79%認為國家正處於政治危機中。 這些數據共同指向一個趨勢：在這個擁有最先進科技、最完善法治、最豐富資源的文明時代，人們卻正在為了政治立場而接受暴力。比原始社會，更加趨於野蠻。 調查還顯示，高達六成以上的美國民眾認為，當前政治人物與輿論領袖的尖銳語言，對於暴力行為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也就是說，言語已經不是單純的表態，而成為可能導向行動的助燃器。 當激烈發言不再受約束，極端言語被視為立場鮮明的象徵時，整個公共語言環境就會向更憤怒、更對立的方向傾斜。 原始部落用石頭與長矛殺戮，現代文明用語言與演算法製造仇恨。前者是為了生存，後者是為了價值優越感。 五、連母性也好戰了 我們曾相信，隨著性別平權推進，女性聲音進入公共領域，社會將會更加溫柔、更傾向和平與理性。但現實是，在社群平台與政治對抗中，女性不僅沒有讓政治柔性化、理性化，反而在情緒張力與輿論戰場中扮演更強勢，甚至好戰的角色。 傳統上，母性象徵包容、照顧與連結。然而在高度對抗的社會結構中，這些特質開始轉化成道德審判、集體號召、社會清算的工具。 多項學術研究證實了這個轉變： 美國學者Bauer與Santia在2023年分析2016至2020年美國眾議院候選人的推特數據，發現女性候選人在推文中使用更多憤怒語言，違背了人們對女性溫和形象的傳統期待。 美國傳播學者Evans與Clark在2016年，以及Evans等人在2014、2016、2017年發表的多項研究顯示，美國女性政治人物在推特上發出更多攻擊式訊息，並增加貶低政治對手的傾向。 美國政治學期刊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在2025年發表的研究更直接指出，男性和女性議員在推特上使用相似程度的不文明語言，包括批評性和侮辱性言詞。 為何出現這種現象？美國學者Frimer等人在2023年的社交媒體行為研究提供了答案：不文明的推文獲得更多關注、點讚和轉推。當攻擊性語言能換來流量與支持，女性政治人物也學會了這套生存法則。 當連女性、母性與仁愛都被導入戰爭邏輯與道德鬥爭，當原本象徵文明進步的力量也被野蠻情緒淹沒，這不只是角色逆轉，而是價值失控的徹底展現。​​​​​​​​​​​​​​​​ 六、文明表象下的人性裂痕 2020年代，是一個擁有史上最強科技與資訊工具的年代，也是一個同時見證最殘酷戰爭與最激烈內部撕裂的年代。我們看到外有俄烏戰爭與加薩戰爭，仍以原始方式屠殺與毀滅；內有民主社會中的選舉暴力、群眾分裂、暗殺與道德審判全面化。 這不是文明斷裂的偶發，而是種系統性的人性錯位。人性從未消滅野蠻，只是將它披上了語言、正義、數據與演算法的外衣。我們高舉文明，卻無法約束人性中對仇恨的渴望；我們擁抱科技，卻加速了分裂的擴散與極端情緒的傳染。 文明不再是抑制野蠻的力量，而成了包裝野蠻的糖衣。制度成了合法施壓的工具，科技成了放大對立的機器，語言成了仇恨的載體，價值成了鬥爭的武器。 當民主社會內部的分裂不再是潛在危機，而是成為生活日常，仇恨與敵意就會從個人情緒轉化為集體行動。這時，所謂的制度、憲法與法治，也可能無法遏止文明的內部崩壞。裂縫不再只是政客操弄的工具，而是人們心中共同養大的怪物。這個怪物，正慢慢吞噬我們曾相信的文明社會。 我們找不到一個能有效阻止這一切繼續惡化的方法。我們甚至不知道，這樣的文明社會是否還能稱作文明。這不是一場戰爭，而是一種文明的自我消耗。不是某個政權的錯，而是一整個人類時代的裂痕。 今日之我們，站在科技與文明的頂峰，卻也面對靈魂與人性的最低谷。也許我們該問的，不是如何避免下一場戰爭，而是，我們是否還值得被稱為文明人？​​​​​​​​​​​​​​​​ 參考文獻 本文引述以下學者研究： Nichole M. Bauer，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Martina Santia，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Heather K. Evans，美國山姆休士頓州立大學（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Jennifer Hayes Clark，美國休士頓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 Jeremy A. Frimer，加拿大溫尼伯大學（University of Winnipeg）心理學副教授 Robb Willer，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研究發表於以下期刊：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社會心理與人格科學）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立法研究季刊）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美國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