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其祿專欄/當台灣軍售成為談判籌碼:川習會下的大國交易政治
2026-09-24 15:00
鉅聞天下|作者 張其祿
張其祿/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特聘教授
習近平此次訪美,外界關注焦點從美中貿易、人工智慧、稀土供應,一路延伸至伊朗與台灣。表面看來,這仍是一場熟悉的美中高峰會:經貿要談、科技要談,台灣問題更不可能缺席。然而,若只把焦點放在「台灣問題是否再次被提出」,恐怕反而錯過了這次會談更值得注意的結構性變化。
真正值得台灣警覺的,不只是台灣議題重新成為美中角力焦點,而是台灣正被放進一張更大的全球戰略交易桌。換言之,台灣問題有可能不再只是單獨存在的安全議題,而逐步成為美中處理其他重大爭議時的「跨議題連結」(issue linkage)之一。
路透社日前引述三名熟悉美中會前磋商的消息人士指出,北京準備在川習會上再次要求美國停止對台軍售,甚至涉及已訂購武器的後續交付;更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報導並指出,中方提出的交換條件之一,是協助美國對伊朗施壓。這顯示原本分屬東亞安全與中東地緣政治的兩項議題,如今可能第一次如此直接地被放在同一場大國談判之中。
目前尚無證據顯示華府已接受所謂「以台灣交換伊朗」的安排,因此若直接將其解讀成「棄台」甚至「賣台」,或許言之過早。但若因此認為台灣完全不必擔心,也同樣低估了這次會談所透露的訊號。因為真正值得我們警覺的問題是,台灣的安全議題是否已逐漸進入一種更具「交易性」(transactionalism)的外交邏輯之中。
從軍售政策到談判籌碼
對台軍售似乎就已經成為了交易籌碼之一;川普政府去年底已核准約一百一十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另一批約一百四十億美元的軍售案,今年五月川普訪問北京後卻暫時擱置。更重要的是,川普本人曾公開將這筆尚未核准的軍售形容為美中談判中「很好的談判籌碼」。
川普此話的政策意義,其實遠比某一筆軍售是否核准更為重要。因為長期以來,美國對台軍售的制度邏輯,是依據台灣的防衛需求以及中國對台軍事威脅決定。北京此次很可能再次援引一九八二年的「八一七公報」,強調美國當時曾表達逐步減少對台軍售的意向。但也容易被忽略的是,雷根政府同年的內部備忘錄也清楚指出,美國減少軍售的意願,「絕對以中國持續致力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為條件」;同年的「六項保證」則更明確表示,美國並未同意設定終止對台軍售的日期,也未同意在軍售之前必須與北京協商。因此,現在真正值得注意的並不是北京要求停止軍售 — 因其幾十年來從未改變— 而是華府是否開始把原本屬於安全政策的軍售,轉化為處理其他美中議題的談判工具。
如果過去的邏輯是「中國威脅增加、台灣防衛需求提高,因此美國提供武器」,新的邏輯則可能逐漸變成:「對台軍售可以與關稅、稀土、人工智慧甚至伊朗問題一起談」,而這正是台灣必須特別警覺的「交易化風險」(transactional risk)。
從台海到荷姆茲海峽
而現在延伸的問題正是伊朗為何會進入川習會?原因其實也不難理解,因美伊衝突與荷姆茲海峽問題已直接牽動全球能源供應與物價,美國政府面臨的不只是外交與軍事壓力,也包括能源價格與通膨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對川普政府在未來期中選舉時的衝擊。中國則是伊朗最重要的能源買家之一,同時與德黑蘭維持深厚的經貿與外交關係。近期北京甚至曾私下要求伊朗約束胡塞武裝,顯示中國確實擁有華府所缺乏的部分影響力。
對川普而言,如果中國願意協助降低中東戰事風險、促進荷姆茲海峽恢復穩定通行,其利益十分具體;對習近平而言,若能藉此換取美國降低對台軍事支持,同樣具有高度戰略價值。於是,台灣、德黑蘭、石油、稀土、關稅與人工智慧,看似毫不相干,卻可能被納入同一個談判架構。這正是大國外交中的「議題交換」(issue trade-off)與「跨議題連結」(issue linkage):原本互不相干的政策議題,被重新組合成一個整體談判包裹。也正因如此,台灣問題的風險不再只是「台海是否發生危機」,而是「台灣安全是否被放進其他全球議題的交換結構」之中。
美中不是停止競爭,而是進入「競爭性交易」
過去幾年,外界習慣以「新冷戰」形容美中關係。但今年以來的發展顯示,美中關係可能正在形成另一種模式:雙方在科技、軍事、產業與地緣政治上持續競爭,卻同時尋找可以交換利益的領域。這種關係可以稱為「競爭性交易」(competitive transactionalism):競爭並未消失,反而更加制度化;但與此同時,雙方也試圖透過局部交換,降低特定議題上的衝突成本。
五月北京峰會後,白宮曾以「建設性的戰略穩定關係」描述雙方關係,兩國當時甚至已就伊朗不得擁有核武以及荷姆茲海峽恢復航行形成一定共識。這說明美中戰略競爭並沒有消失,但競爭之外,交易空間正在重新出現。
對兩個大國而言,這或許是一種現實主義的風險管理;但對位於大國利益交會點上的台灣而言,問題就完全不同。因為一旦美中關係逐步朝向「競爭中交易」(transaction within competition)的模式發展,台灣安全就可能從原本相對獨立的戰略議題,逐步成為更大談判結構中的可調整變數。
真正值得警覺的,不是「棄台」,而是「籌碼化」
因此,對這次川習會最適當的理解,不應急於落入「美國會不會棄台」這種二元敘事。目前並沒有足夠證據支持美國即將全面放棄台灣。美國國會、國防部門及印太戰略架構,仍有相當程度的制度性支持;川普第一任期及第二任期初期,也曾核准多筆對台軍售。
但是另一個更細緻、也更值得注意的變化正在發生:即台灣安全可能逐步被「籌碼化」(bargaining-chip logic)。這與「棄台」完全不同;所謂籌碼化,並不是美國突然改變整體台海戰略,而是某些原本應由安全需求決定的政策,例如軍售時程、規模或批准方式等開始受到其他雙邊談判議題影響。其結果不是立即的戰略轉向,而是政策可預測性下降。
對台灣而言,這種「戰略不確定性」(strategic uncertainty)本身就構成風險。因為如果對台軍售可以因為伊朗、關稅、稀土或科技談判而延後,那麼台灣未來面對的問題就不只是「美國支持多少」,而是「美國支持是否會受到其他全球議題的牽動」,而這其實比戲劇性的「棄台論」更值得警戒。
台灣真正要降低的是「可交易性」
面對這樣的大國政治,台灣政策的重點不應只是反覆追問「美國會不會保台」,而應進一步思考:如何降低自身在大國談判中的「可交易性」(tradability),這包括:第一,國防自主與不對稱防衛能力必須持續提升。外援愈重要,自我防衛能力反而愈不能不足。只有當台灣自身具備可信的嚇阻能力,外部支持才不容易因單一政治決策或峰會交易而被弱化。第二,台美安全關係不能只依賴軍售案本身,而要進一步制度化,包括訓練、情報、供應鏈、無人系統、資安與後勤韌性。安全合作愈制度化,就愈不容易因領袖外交或短期議題交換而產生劇烈變動。第三,台灣必須把自身的重要性由「地緣政治前線」擴大為「國際公共利益」(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半導體只是其中之一,民主供應鏈、海上交通、AI產業、區域經濟與印太安全,都應成為台灣與國際社會連結的基礎。
總之,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美中會不會交易,而是當華府與北京坐上談判桌時,台灣究竟只是一枚可以調整的籌碼,還是一個已深度嵌入區域安全與全球經濟秩序、任何一方都難以輕易處置的利益共同體,這或許才是此次川習會對台灣最重要的政策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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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其祿/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特聘教授
習近平此次訪美,外界關注焦點從美中貿易、人工智慧、稀土供應,一路延伸至伊朗與台灣。表面看來,這仍是一場熟悉的美中高峰會:經貿要談、科技要談,台灣問題更不可能缺席。然而,若只把焦點放在「台灣問題是否再次被提出」,恐怕反而錯過了這次會談更值得注意的結構性變化。
真正值得台灣警覺的,不只是台灣議題重新成為美中角力焦點,而是台灣正被放進一張更大的全球戰略交易桌。換言之,台灣問題有可能不再只是單獨存在的安全議題,而逐步成為美中處理其他重大爭議時的「跨議題連結」(issue linkage)之一。
路透社日前引述三名熟悉美中會前磋商的消息人士指出,北京準備在川習會上再次要求美國停止對台軍售,甚至涉及已訂購武器的後續交付;更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報導並指出,中方提出的交換條件之一,是協助美國對伊朗施壓。這顯示原本分屬東亞安全與中東地緣政治的兩項議題,如今可能第一次如此直接地被放在同一場大國談判之中。
目前尚無證據顯示華府已接受所謂「以台灣交換伊朗」的安排,因此若直接將其解讀成「棄台」甚至「賣台」,或許言之過早。但若因此認為台灣完全不必擔心,也同樣低估了這次會談所透露的訊號。因為真正值得我們警覺的問題是,台灣的安全議題是否已逐漸進入一種更具「交易性」(transactionalism)的外交邏輯之中。
從軍售政策到談判籌碼
對台軍售似乎就已經成為了交易籌碼之一;川普政府去年底已核准約一百一十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另一批約一百四十億美元的軍售案,今年五月川普訪問北京後卻暫時擱置。更重要的是,川普本人曾公開將這筆尚未核准的軍售形容為美中談判中「很好的談判籌碼」。
川普此話的政策意義,其實遠比某一筆軍售是否核准更為重要。因為長期以來,美國對台軍售的制度邏輯,是依據台灣的防衛需求以及中國對台軍事威脅決定。北京此次很可能再次援引一九八二年的「八一七公報」,強調美國當時曾表達逐步減少對台軍售的意向。但也容易被忽略的是,雷根政府同年的內部備忘錄也清楚指出,美國減少軍售的意願,「絕對以中國持續致力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為條件」;同年的「六項保證」則更明確表示,美國並未同意設定終止對台軍售的日期,也未同意在軍售之前必須與北京協商。因此,現在真正值得注意的並不是北京要求停止軍售 — 因其幾十年來從未改變— 而是華府是否開始把原本屬於安全政策的軍售,轉化為處理其他美中議題的談判工具。
如果過去的邏輯是「中國威脅增加、台灣防衛需求提高,因此美國提供武器」,新的邏輯則可能逐漸變成:「對台軍售可以與關稅、稀土、人工智慧甚至伊朗問題一起談」,而這正是台灣必須特別警覺的「交易化風險」(transactional risk)。
從台海到荷姆茲海峽
而現在延伸的問題正是伊朗為何會進入川習會?原因其實也不難理解,因美伊衝突與荷姆茲海峽問題已直接牽動全球能源供應與物價,美國政府面臨的不只是外交與軍事壓力,也包括能源價格與通膨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對川普政府在未來期中選舉時的衝擊。中國則是伊朗最重要的能源買家之一,同時與德黑蘭維持深厚的經貿與外交關係。近期北京甚至曾私下要求伊朗約束胡塞武裝,顯示中國確實擁有華府所缺乏的部分影響力。
對川普而言,如果中國願意協助降低中東戰事風險、促進荷姆茲海峽恢復穩定通行,其利益十分具體;對習近平而言,若能藉此換取美國降低對台軍事支持,同樣具有高度戰略價值。於是,台灣、德黑蘭、石油、稀土、關稅與人工智慧,看似毫不相干,卻可能被納入同一個談判架構。這正是大國外交中的「議題交換」(issue trade-off)與「跨議題連結」(issue linkage):原本互不相干的政策議題,被重新組合成一個整體談判包裹。也正因如此,台灣問題的風險不再只是「台海是否發生危機」,而是「台灣安全是否被放進其他全球議題的交換結構」之中。
美中不是停止競爭,而是進入「競爭性交易」
過去幾年,外界習慣以「新冷戰」形容美中關係。但今年以來的發展顯示,美中關係可能正在形成另一種模式:雙方在科技、軍事、產業與地緣政治上持續競爭,卻同時尋找可以交換利益的領域。這種關係可以稱為「競爭性交易」(competitive transactionalism):競爭並未消失,反而更加制度化;但與此同時,雙方也試圖透過局部交換,降低特定議題上的衝突成本。
五月北京峰會後,白宮曾以「建設性的戰略穩定關係」描述雙方關係,兩國當時甚至已就伊朗不得擁有核武以及荷姆茲海峽恢復航行形成一定共識。這說明美中戰略競爭並沒有消失,但競爭之外,交易空間正在重新出現。
對兩個大國而言,這或許是一種現實主義的風險管理;但對位於大國利益交會點上的台灣而言,問題就完全不同。因為一旦美中關係逐步朝向「競爭中交易」(transaction within competition)的模式發展,台灣安全就可能從原本相對獨立的戰略議題,逐步成為更大談判結構中的可調整變數。
真正值得警覺的,不是「棄台」,而是「籌碼化」
因此,對這次川習會最適當的理解,不應急於落入「美國會不會棄台」這種二元敘事。目前並沒有足夠證據支持美國即將全面放棄台灣。美國國會、國防部門及印太戰略架構,仍有相當程度的制度性支持;川普第一任期及第二任期初期,也曾核准多筆對台軍售。
但是另一個更細緻、也更值得注意的變化正在發生:即台灣安全可能逐步被「籌碼化」(bargaining-chip logic)。這與「棄台」完全不同;所謂籌碼化,並不是美國突然改變整體台海戰略,而是某些原本應由安全需求決定的政策,例如軍售時程、規模或批准方式等開始受到其他雙邊談判議題影響。其結果不是立即的戰略轉向,而是政策可預測性下降。
對台灣而言,這種「戰略不確定性」(strategic uncertainty)本身就構成風險。因為如果對台軍售可以因為伊朗、關稅、稀土或科技談判而延後,那麼台灣未來面對的問題就不只是「美國支持多少」,而是「美國支持是否會受到其他全球議題的牽動」,而這其實比戲劇性的「棄台論」更值得警戒。
台灣真正要降低的是「可交易性」
面對這樣的大國政治,台灣政策的重點不應只是反覆追問「美國會不會保台」,而應進一步思考:如何降低自身在大國談判中的「可交易性」(tradability),這包括:
第一,國防自主與不對稱防衛能力必須持續提升。外援愈重要,自我防衛能力反而愈不能不足。只有當台灣自身具備可信的嚇阻能力,外部支持才不容易因單一政治決策或峰會交易而被弱化。
第二,台美安全關係不能只依賴軍售案本身,而要進一步制度化,包括訓練、情報、供應鏈、無人系統、資安與後勤韌性。安全合作愈制度化,就愈不容易因領袖外交或短期議題交換而產生劇烈變動。
第三,台灣必須把自身的重要性由「地緣政治前線」擴大為「國際公共利益」(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半導體只是其中之一,民主供應鏈、海上交通、AI產業、區域經濟與印太安全,都應成為台灣與國際社會連結的基礎。
總之,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美中會不會交易,而是當華府與北京坐上談判桌時,台灣究竟只是一枚可以調整的籌碼,還是一個已深度嵌入區域安全與全球經濟秩序、任何一方都難以輕易處置的利益共同體,這或許才是此次川習會對台灣最重要的政策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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