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欣瑩：她原本可以走向NASA作太空研究，最後選擇回新竹——一個縣長參選人的故事

前言｜她原本有一條完全不同的人生 如果只看徐欣瑩今天的政治身分，很容易把她理解成一位高學歷從政者。她讀成功大學測量工程系，後來在交通大學完成土木工程碩博士，研究衛星測量，曾在政府部門與大學工作，之後才從新竹縣議員走進立法院。 但政治並不是她年輕時替自己規劃的人生。從小在新竹新豐長大，徐欣瑩很早對天空和星星有興趣，後來念測量工程，再走進衛星測量研究，真正想做的是科學研究，一度有機會到美國繼續往太空研究領域發展。 如果照原來的方向前進，徐欣瑩很可能留在學界或研究機構。真正讓事情開始改變的，是母親簡百合的一場病。 一九九七年，徐欣瑩還在交大念研究所。母親準備接受大手術，家人在手術前一天拍了一張全家福。隔天簡百合進入台大醫院手術房，家人在外面等了大約八個小時。 就在那八個小時裡，徐欣瑩第一次認真問自己：如果希望別人在最困難的時候得到幫助，那麼將來自己有能力時，是不是也應該去幫助別人? 那時候她沒有想到參選，只是開始重新思考，自己學到的東西，最後要用在哪裡。幾年後，這個問題會把她帶出研究室，也帶回新竹。 一｜台大醫院外的八小時，她第一次問自己一個問題 一九九七年三月三日，徐家五口拍了一張全家福，隔天簡百合就要進台大醫院動大手術。醫師無法把情況說得確定，一家人仍按指示站好看鏡頭，卻都知道第二天等著他們的是什麼。徐欣瑩後來回想，那是一張「笑不出來的全家福」。 當時她還在交大念碩士，距離論文口試只剩幾個月。手術大約進行八個小時，徐欣瑩和弟弟徐世勳在外面等，有人祈禱手術順利。 她習慣理工訓練，遇到問題找資料、找方法，但母親躺在手術房裡時，這些能力全部派不上用場。心裡突然冒出一個問題：「我憑什麼祈求?」 她開始回想，自己二十多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念書、做研究、累積專業，但如果現在希望母親得到幫助，是不是也該問問自己過去替別人做過什麼。 徐欣瑩後來回憶，當時許下一個願：如果母親平安度過這一關，將來有能力時，要做更多對社會有益的事，也願意把能力拿去幫助別人。那時候還沒想到從政，只是第一次把人生重心，多放進了「自己可以替別人做什麼」。 母親住院約一個月，徐欣瑩大部分時間留在醫院，重回學校時距離口試只剩兩個多月。這段時間，一位同學帶她接觸打坐，讓她慢慢安定下來，這個習慣後來持續多年。 真正改變的，是她看待能力的方式：一個人的能力除了用在自己身上，能不能也拿去處理別人的困難?這個念頭後來一直跟著她——多年後會遇到沒有自來水的村落、沒有操場的學校、權益受損的家庭，以及一看到政治人物就先開罵的居民。 二｜NASA、UT Austin，和那張沒有走成的機票 徐欣瑩對天空的興趣很早出現。小時候住在新豐，晚上光害少，常在陽台看星空，母親出國問她要什麼禮物，答案是望遠鏡。 高中畢業後，她進入成功大學測量工程系，大一開始就要拿儀器到戶外實習。班上原本約五十人，女生只有三個，一路念完四年的女生只剩她一個。有一次全班到烏山頭水庫測量，不同小組資料若接不起來，就代表某個環節出了錯，必須重新找原因。 成大畢業後，她進交大研究所投入衛星測量，研究全球海洋面資料、大地起伏與重力異常模型，也接觸台灣周邊海域資料。她後來形容：「衛星就是我的眼睛。」研究者不必走到現場，衛星就能把大量資料帶回實驗室。 研究所階段，她接觸到NASA相關衛星資料，一位NASA資深科學家來台交流後，她主動表達希望赴美攻讀博士。雙方之後保持聯繫，徐欣瑩取得前往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簡稱UT Austin)，太空研究中心繼續深造的機會，並有學費與生活費方面的資助。 從她的求學經歷看，這條路非常連貫：小時候看星星，大學讀測量，研究所做衛星，再往前一步就是更深入的太空研究。 母親生病後，這條路最後沒有走下去。她留在台灣完成學業，取得博士學位、從事專業工作。沒有赴美，不代表放棄研究，而是第一次遇到必須重新排列人生順序的選擇。 二〇〇五年，她準備第一次參選新竹縣議員時，曾有海外太空研究機構出資邀請訪問研究，她回了一封感謝函婉拒，理由是:「已轉換跑道。」這五個字，把前後幾年的變化說得很清楚——過去的專業沒有被否定，只是人生開始往另一個方向移動。 三｜飯桌上的煤灰，和一輛交給學生練習的家用車 父親徐鏡蘭和母親簡百合都是教育工作者，兩人個性不同，留給孩子的影響也不一樣：父親讓她看到有能力就該服務地方，母親讓她知道幫助別人不需要講大道理，只要在對方需要的地方多做一點。 徐鏡蘭成長環境不好，家裡屋頂常有煤灰從縫隙落到客廳的飯桌上，那張飯桌同時也是他念書的地方。後來他考上師範大學，進入教育工作，又在三十四歲當選新豐鄉長。他常告訴孩子，有能力就該奉獻，不要保留，也不要求回報。 徐欣瑩小時候也很早看到公共服務的另一面。父親競選連任期間，她和姐姐一度被送到桃園外婆家住，選舉結束回家後，她一時叫不出母親。 母親簡百合畢業於政大教育系，長期任教，曾任新豐國中輔導主任，特別關注功課跟不上、容易失去信心的學生，因此推動技藝教育。其中一件事家人一直記得：為了讓汽車修護班學生有實作機會，簡百合把家裡的車交給學生練習，學生後來把這輛車叫作「百合號」。後來一些學生因此重新找到自信，升學進入技職學校。 多年以後，徐欣瑩當立委時，曾協助一家數位電子書業者解決行政規定造成的經營困境。業者事後想答謝，她請對方把心意送給新竹的孩子，業者後來提供數千組電子書帳號，讓新竹孩子能免費閱讀上千本電子書。從母親把車交給學生，到女兒把人情轉給孩子，形式不同，做法卻相似：自己手上有什麼，就想辦法讓別人也得到一些。 四｜不肯照劇本走的女孩：摔車、抗議，還有那一次賭氣考北聯 徐欣瑩長大後才發現，自己的成長方式和許多女孩不太一樣——父親雖然要求嚴格，卻很少因為她是女生就先畫出不能跨越的線。三個孩子從小就要自己管理生活、參加營隊、分擔家事。 小時候她曾拿家裡的樹跟鄰居小孩換三輪車騎，對方摔傷腦震盪，家裡才知情，後來也替她買了一輛。到了小學高年級，她借叔叔的腳踏車在街頭騎，後來還和一群男孩組越野車隊，直到同伴摔車滿臉是血，她才決定不再玩。父親暑假清晨叫她一起跑步上山，沿途問「可以嗎」，她一路回答「可以」。 國三時，老師常把體育、美術等課挪去考主科，她認為不合理，不但自己抗議，還鼓動同學拒絕，師生因此衝突。升學時她賭氣不考新竹女中改考北聯，結果沒上第一志願，進入中山女中，這是她很早的一次挫折。 住校期間，晚上熄燈後她常把椅子搬到走廊繼續念書。中山女中樂隊和籃球校隊她都想參加，父親只給三個字:「都參加。」她後來隨校隊拿下台北市公立高中聯賽冠軍，教練一句「放棄是最輕鬆的」她一直記得。 到成功大學測量工程系，面對男性居多、大量戶外實習的專業，她沒有因為辛苦換一條容易的路。這種「硬頸」性格很早就出現——父親沒有把她關在安全範圍裡，也要求孩子自己的事自己負責。這種個性後來走進政治，還必須學習協調與傾聽，因為面對的已不是球場輸贏，而是複雜的人際與利益。 五｜「衛星就是我的眼睛」——她不接受「差不多」 徐欣瑩真正投入多年的專業是衛星測量。早期測量人員要帶儀器到現場，航空攝影出現後可從飛機取得影像，到了衛星時代，研究者在實驗室就能接收全球資料。 在交大攻讀碩博士期間，她處理全球海洋面資料，研究大地起伏與重力異常模型。當年電腦運算能力有限，資料量卻已龐大，研究工作須靠工作站，她和同學分工處理資料。 這些研究留在她身上的，是一套具體的工作習慣：數據要能對得起來，結果必須找得到原因，出了問題就回頭找誤差。這種訓練從成大實習測量水庫時就開始——不同小組資料接不起來，就必須重新檢查是哪個環節出錯，直到整張圖真正接起來。 進入公共事務後她發現，很多現實問題沒有那麼單純：同一件事不同機關可能有不同規定，一項行政規定在主管機關看來合理，到第一線執行卻可能產生另一套問題。科學研究裡常見的是數據誤差，公共事務裡更多的是制度與現場的落差。 後來有民眾拿著一件陳情案來找她，前面已經跑過好幾個機關，每個單位都說不歸自己管。徐欣瑩聽完，想到的反而是做測量時最熟悉的情況：兩張圖接不起來，問題一定藏在某一個環節。 原本的研究習慣有了新用途：一個問題拖了很多年，她會先追問卡在哪裡；牽涉兩個以上機關，就把不同單位找到同一張桌子上，看誤差發生在哪。她也慢慢發現，數據沒有情緒，人有——一件陳情案拖了十年，背後可能是一個家庭十年的失望。 六｜村長的一句「不要來騙了啦」，她記了十幾年 徐欣瑩決定從政時，第一個強烈反對的人是父親徐鏡蘭。他自己走過地方政治，知道選舉裡的競爭與壓力，因此女兒提出參選時，他第一個念頭是希望她別走這條路——已經念到博士、有專業、有工作，為什麼要碰政治? 她最後回去和父母談，希望先試一次，若真的不適合再回原本的專業。徐鏡蘭最終沒有繼續阻止，反而把自己過去參選的經驗拿出來分析選區。 二〇〇五年，她投入新竹縣議員選舉，準備時間只有約五個月，在地方政治上幾乎是新人，最早幫忙的多是家人、同學和朋友。第一次選舉結果超過預期，她在竹北拿下第二高票。 進入議會後，她把研究、教學的方法帶進問政，較早開始用簡報整理照片、數據和問題，逐項向行政單位追問。地方服務也逐漸進入她的生活，從噪音、道路安全到偏遠地區用水，各種陳情一件件進來。 有一次立法院休會期間，AIT曾邀她赴美參訪一個多月，她最後沒有成行，把時間拿來跑新竹地方，一鄉一鎮拜訪居民，了解還有哪些問題長期沒處理。一次下鄉拜訪村長，對方第一句話就是:「不要來騙了啦!」 這句話之所以留在她記憶裡，是因為那位村長已經看過太多人來會勘、拍照、開會後就消失，問題留在原地。她沒有和村長爭辯，而是先留下來聽，弄清楚事情拖了多久、卡在哪裡。這段經驗讓她明白，學歷可以證明受過什麼訓練，卻換不來人民的信任——信用只能靠一件事、一件事慢慢累積。 七｜那些沒有鎂光燈的小事 停電、操場與一個追了一年半的保全案件 竹北嘉興路曾大停電，一位開麵包店的居民打電話求助，徐欣瑩會議結束後直接趕到現場，一面了解搶修進度，一面買麵包送給搶修人員，一個多小時後供電恢復。 竹東二重國中曾長期沒有完整操場，一位阿公陳情，說孫子因此「從翩翩少年變成胖胖的小孩」，不希望弟弟再走一次。她因此向體育署、教育部爭取補助，配合地方款項，共爭取到五百六十多萬元，二〇一四年操場跑道終於完成。 竹東還有一名保全人員凌晨中風，公司延誤送醫，又未替他投保勞保，家屬陷入困境。她接手後在立院召開三次協調會，協助處理職災補助與法律扶助，案件前後追了一年半，家屬才拿到應有的補償。 她也曾協助一家數位電子書業者，因新規定面臨高額罰款，經過協調找到兼顧管理與產業發展的方式，公司得以繼續經營。業者事後想答謝，她請對方把心意轉送新竹的孩子，最終促成數千組電子書帳號捐贈。 這些案件大多沒有宏大的名字，卻能看出一個民意代表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事情來了有沒有去，接下來有沒有追，經過幾個月甚至一年，最後有沒有真正得到結果。 八｜她本可以走得更遠，最後留下來修一條路 回頭看徐欣瑩的人生，會發現幾條路差異很大——從測量工程、衛星研究、博士學位，到政府部門、大學與政治；年輕時曾有機會赴海外做太空研究，後來卻從新竹縣議員一路走進立法院。她的政治道路也未必一直往同一方向：曾離開國民黨、參與創立民國黨，與宋楚瑜搭檔投入總統大選，也曾參選新竹縣長，後來重回國民黨。這些選擇都必須接受選民檢驗。 在這次參選政見中，她提到「雙AI」，第一個AI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也就是人工智慧；第二個AI就是「愛」。科技AI來自她的專業訓練——談到人工智慧，她說得很直接：「我其實也沒有懂，我只是這個領域很容易上手。」真正累積下來的能力，是遇到陌生問題時知道怎麼找資料、判斷關鍵在哪裡。「愛」這個AI，則來自她的生命經驗：最早開始思考「自己能替別人做什麼」，是在母親進手術房的那一天。 真正的檢驗，是當一件事很小、只有少數人受影響，政府還願不願意處理——民意代表可以追一件陳情案，縣長則必須把這種態度變成制度。 做衛星研究時，徐欣瑩可以從很高的地方看地球；進入地方服務後，視野卻常要縮小到一個人、一戶人家、一所學校。兩種尺度看起來不同，對治理一個地方卻都不能缺少：看得遠，是為了判斷方向；走得近，才能知道制度最後碰到了誰。 從新豐陽台上的星空，到母親手術房外的八個小時；從衛星資料，到村長一句「不要來騙了啦」；徐欣瑩走過的路並不筆直，也不是每一次選擇都沒有爭議。 從研究地球，到處理一個家庭的困難，徐欣瑩走過的路已經很長。接下來，她要接受的是另一種檢驗：能不能把一件一件解決問題的能力，變成治理一個地方的能力。 她曾經用衛星尋找座標。接下來，要替新竹找到方向。   ＊邀請您下載《鉅聞天下新聞網》App，點我下載 App，或 加入Line 好友，每天為您推薦有價值的好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