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威權體制下,政府一聲令下理應全國貫徹執行,但當政策碰上根深蒂固的升學制度,權威也顯得力不從心。高考與中考作為決定學生命運的關鍵門檻,始終讓「為學生減負」的口號難以真正落地。只要這套篩選機制存在,學生肩上的重擔就難以卸下。
癥結在於,中國家長根深蒂固的「望子成龍、望女成鳳」觀念,與官方減負政策形成強烈矛盾。在升學壓力驅動下,中小學課後輔導早已遍地開花,形式五花八門:學校統一開辦、教師私下授課、教培中心(類似台灣補習班)補習,乃至教師到府或學生登門上課,不一而足。這些課外輔導不僅吞噬學生的課餘時間,費用更是驚人。家長為配合子女補課,既要奔波接送,又要籌措龐大開支,全家人為此身心俱疲。
事實上,中國官方對此問題關注已久。早在1955年,當局便發布了中共建政後首份要求中小學生減負的指示,此後數十年間類似文件不斷出台,但大多停留在宣示層面。2000年,教育部專門針對小學生課業減負發布「緊急通知」,列出七項具體規定,成效卻不彰。2018年,官方先後發布「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及俗稱「減負30條」的「中小學生減負措施」,首度對校外培訓機構進行系統性規範,並對中小學生課業減負提出具體要求。然而,學生的課業壓力絲毫未見減輕。
龐大的教育開支與精神壓力下,「養一個孩子比買一套房子還難」的說法在民間廣為流傳,間接導致許多年輕夫妻不敢生育。這一現象引起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高度關注,催生了2021年堪稱震撼教育界的「雙減」政策。當年5月,習近平主持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19次會議通過「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確立教培行業全面轉為「非營利性機構」的原則;同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與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該文件。
根據這份意見,各地不再審批新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現有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質,一律禁止上市融資及資本化運作;同時規定不得在國定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進行學科類培訓,且培訓結束時間不得晚於晚間九時。
為鞏固「雙減」成果,官方近五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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