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與北約「不如滿清末年」：當格陵蘭與美國在前，歐洲只剩外交辭令

十九世紀的廣州碼頭，鴉片箱被砸破，黑褐色煙膏流進海水裡。圍觀者既有商人，也有官員，有人拍手叫好，有人暗自心疼。鴉片不只是外商的貨物，更是一套腐敗結構的利益核心。清帝國軍備與財政日益崩塌，朝廷對外部世界的理解落後於倫敦內閣與報館的算盤。林則徐在此背景下禁煙毀煙，明明知道衝突風險逼近，仍然選擇承擔後果。 今日的歐洲，看似已遠離砲艦與煙膏的時代。會議桌取代戰艦，白皮書取代炮火，外交官以「協調」、以「磋商」、「盟友共識」寫出一份又一份精緻聲明。鏡頭拉到北極、格陵蘭與北大西洋，歐盟與北約在美國面前的姿態卻越來越接近一個熟讀規範、逐步失去主體性的政治共同體。 「不如滿清末年」不是讚美晚清落後，而是指向一種更難堪的現代困境。制度越文明，語言越漂亮，越容易把無力感包裝成理性。 布魯塞爾的多邊會議廳裡，外交官與國防官員穿著剪裁合身的西裝，面對北極航道、格陵蘭基地、北大西洋防務，螢幕上播放精緻簡報，語句堆疊「協調」、堆疊「程序」、堆疊「共同承擔」。表面上，這是一幅文明成熟的國際政治圖景，多邊制度彷彿能把衝突馴化為技術議題，把權力競逐轉譯為行政協作。 權力差距不會隨語言優雅而消失。格陵蘭與北極的戰略主導權仍由華府牢牢掌握。相關議題牽動軍事預警、防禦縱深、航道與資源布局，歐洲多數政府不再以「主體」自居，更像在既定框架內調整姿態的參與者。它們可以對細節提出意見，難以在方向上改寫劇本，可以對程序發出聲明，難以對結構提出挑戰。 冷戰以來，歐洲在美國保護傘下獲得安全與繁榮，防務成本長期偏低，依賴逐漸形成制度慣性。當依賴成為日常，質疑會被視為破壞團結。當團結被奉為最高價值，主體性便容易被當作可忽略的代價。歐洲政治運作的核心技術轉向「去衝突化」：把權力問題拆解為協調問題，把不對稱關係包裝成合理分工，把「戰略順從」翻譯為「負責任治理」。 三〇年代英國的「綏靖政策」是歷史上的經典案例。張伯倫政府以妥協換取穩定，文件充滿理性評估與風險管理，《慕尼黑協定》被描繪為艱難而必要的選擇。現實卻證明，一紙協定無法餵飽希特勒擴張胃口，只會讓下一次衝突更昂貴、更不可避免。 今日歐洲面對的不是希特勒式侵略者，而是美國的川普。歐洲困境不在「被侵略」，困境在「被依賴」。這種依賴更難被命名，表面披著合作外衣；這種依賴更難被集體感知，常被文明語言稀釋為制度運作的一部分。 「盟友」、 「共同價值」、 「跨大西洋團結」逐步形成話語綁架。比例與細節可以被討論，權力失衡難以被討論；協調與程序可以被談論，替代方案難以被談論。政治人物在記者會上熟練說出「憂心」、「遺憾」、「嚴重關切」，公共領域看到的往往是被修剪過的版本。衝突性的選項在政策形成初期已經被排除，不必進入公開辯論，這些狡獪的政客也不必承擔政治代價。 「不如滿清末年」的爭點不在勝敗，而在主體性與象徵政治。若只用現實主義算帳，晚清禁煙抵抗換來戰敗與割地，當然不是成功案例。歐洲在美國庇蔭下維持安全與繁榮，如果以生存與利益衡量，表面更接近理性選擇。真正的爭議在於「精神層面的差距」。 林則徐與一批官員在帝國近乎崩壞的局勢下，仍願意為社會危機與主權底線賭上一把。從權力對比看，這是弱者的錯位抵抗；從政治象徵看，這是一種「即使會輸也要做」的姿態。它向內部傳遞出訊息：底線仍有人願意承擔代價。 當代歐洲的菁英政治呈現另一種面貌。它更懂規範，更擅修辭，更熟悉媒體與公眾溝通。制度成熟並未自動帶來更強主體性，制度成熟也帶來更高明的順從，馴化成一隻搖尾乞憐的哈士奇。戰略退讓被分散為一連串「合理的技術調整」，民眾難以感受到自身正在失去什麼。 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屈辱與憤怒以較直白方式流動於詩文、諭旨與民間敘事之中，失敗難以粉飾，割地賠款極其具體。此類痛點在後來歷史記憶裡被放大，成為一百多年來的集體創傷，也成為政治動員的資源。 歐洲的現代環境高度專業，資訊流通速度極快，原本應該更利於監督與批判。當政治與媒體共同採用高度技術化；羞恥被拆解為行政程序，無力被稀釋為專業判斷；公民在這套敘事裡很難把它理解為「被動順從」，更容易把它理解為「主動的買辦協調」。 文明語言至此被閹割，成為對弱勢的去政治化表述。歐洲得以維持「規範中樞」與「價值立場」的自我形象，同時在實際權力運作中接受美國主導地位。它讓歐洲和北約看起來仍站在道德高地，卻更難清楚交代：在格陵蘭的轉折點上，什麼可以爭取，什麼已經被政客放棄。 歐盟與北約「不如滿清末年」，並非晚清更先進，而是晚清的抵抗至少留下清晰、帶有風險與情緒的政治姿態，可供後世檢驗。今日歐洲在高度文明語言裡，把對強權的退縮包裹得體而周全，代價是下一代更難理解：那些關鍵時刻，主體性是否曾被我們這一代嚴肅捍衛。 ＊邀請您加入《鉅聞天下新聞網》Line好友，點擊網址https://lin.ee/squRXRO　每天為您推薦有價值的好新聞。